网课如何持续助力教与学******
有序恢复线下教学活动后
网课如何持续助力教与学
光明日报记者 姚晓丹
1月6日,在北京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防控第433场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副书记、北京市教委新闻发言人李奕介绍了近期起草的《北京市学校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防控工作方案》,方案提出非疫情流行时,学校、幼儿园开展正常的线下教学活动。
而随着期末的临近,全国多地高三、初三年级已经有序恢复线下教学活动,教育部近日印发的《学校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防控工作方案》也明确提出,无疫情学校要开展正常线下教学。
从2020年初的“停课不停学”开始,线上教育已伴随师生三年,进行了“全世界规模最大的线上教育实验”,在反复实验与磨合中,在线教育将从“应急之举”走向长远之计。
北京市东城区某校初中二年级教师张宇还记得,2003年非典肆虐的时刻,他作为教师代表为停课的学生录制“电化教学视频”,方便学生在电视上收看。今天,将近20年过去了,信息化早已如影随形,成为学习的必备工具。但张宇觉得,在反复磨合中,学习的双方依然没有完全适应在线教育所带来的改变。未来,随着我国疫情防控进入新阶段,线上教育如何优化调整,更好地融入日常,在教学工作中发挥更大作用?
2021年10月,宁夏银川市兴庆区第四小学教师通过线上平台为学生上课。新华社发
三年磨合,仍有一些师生感到不适应
记者随机采访了一些学生和家长,对于线上教学,不少人仍说感到不适应。
学期结束,北京市东城区学生家长方林因为孩子的成绩未达到预期,不太开心。方林告诉记者,他的情绪来自女儿的变化。线上教学开始后,他带着妻子和两个女儿回到密云老家生活。“推开门就是山,自然风光美不胜收,我本意是‘耕读传家’,孩子闲暇时可以适当劳动锻炼,谁知道孩子只剩‘读’了,根本没时间‘耕’。”方林说,“大女儿上初中二年级,每天7点准时要坐在书房的电脑桌前,一坐就是一天,吃饭都要我们做好了送到书房。每天早上7点打开摄像头点名,只有中午能休息一会儿,下午接着上课,晚上还有自习。这样一天十几个小时下来,我觉得学生、老师、家长三方都非常疲惫,但是学的知识却掌握不牢,为什么设备先进了,学习却更难了?”
手续烦琐,是家长们反映的第二个难题。从2020年启动线上教学开始,北京市朝阳区小学三年级学生家长王先生已陆续添置了打印机、平板电脑、直播云台等。
王先生告诉记者,自从孩子上网课之后,“打卡”的各项任务都落在了自己身上。“老师在群里发完学习资料后,打印、督促预习、完成作业都是家长的任务。比如体育,老师让我们用一个软件打卡做广播体操,但是那个软件只能对着一个角度拍,一旦不小心动了一下,就只能重新开始,为此,我给孩子买了个直播时用的‘云台’设备保持稳定。再比如体育课要学的‘旭日东升’武术操,体育老师只能远程介绍要点。孩子想要练得标准,需要家长一点点指导,耗费不少时间。美术的画画作业,音乐的唱歌视频都需要家长掌握相关知识,现在当家长太难了,所有课程都要消化吸收。”
“碎片化”“知识掌握不牢”是北京市西城区小学二年级家长李云(化名)的直观感受。“老师们都很负责,但是直播课如果家长不在身边,孩子自己学的效果就会打折扣。后来老师也发现了这个问题,开始利用做好的短视频教学,这样家长可以在工作之余带着孩子一起看短视频,知识就掌握得牢固一些。”李云说。
但是,慢慢地,她发现孩子只会做题,不知道基本步骤。“比如语文课的生字,孩子会写,但是笔顺不对。数学题孩子会做,但是讲不出来。我觉得这是知识过于碎片化的原因,老师批改完作业会告诉家长,让家长指导修改,家长放下手头的工作,把正在玩的孩子叫到身边改作业,孩子改完了,家长再拍照上传,这个过程往往需要两到三次。我觉得,这样的教学方式,孩子只能记住答案。”
2022年11月22日,江西鹰潭市高新区第十二小学学生在上音乐体验课。曾志凡摄/光明图片
线上教学宜“放养”不宜“圈养”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即使家长们有着各种各样的吐槽,但还是有一些家长发现,孩子确实在线上学习中提高了学习效率。
北京市西城区小学五年级学生黎麒的妈妈发现,自己孩子做作业的效率、成绩都有明显提高。她认为,最大的功臣是黎麒的老师。“线上教学绝对要比线下付出更多的耐心,我们的老师在课堂上很认真负责,课堂提问关注到每一个学生,基本上每人都有回答问题的机会,所以课堂秩序很好,孩子走神的情况很少。而且,每次小测验,她不仅给出成绩,还会给我们出一份比较详细的报告,包括哪些知识点掌握得比较薄弱等等。”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教师于晓冰讲授初三语文课,他告诉记者,在他的课堂上,很少要求学生打开摄像头。“我从初中一年级开始,就告诉同学们,学习是自己的事,要为自己负责。而且我反对只关注成绩,育人比提分重要。在家里学习,家长已经很焦虑了,如果老师再有焦虑情绪,家校之间就容易产生矛盾,这样的后果是,家长和老师一起‘鸡娃’。千万不要形成家长和老师一起‘对付’孩子的结果。”
经过课堂提问、测验等,于晓冰发现,孩子们的学习效率呈稳步上升的趋势,他觉得,线上“放养”比“圈养”更易提高效率。
北京市东城区小学四年级学生家长刘瑜也渐渐摸索出上网课的诀窍。她发现,老师每次上课都要先播放教学视频,先总结一节课的知识点。“这和线下上课是一样的,在学校的家长日时,我听过老师的线下课,他们也是先播放教学视频。不同的是,线下课的教学视频之后,老师开始强调这节课的重点和难点。线上课的时候,这些重点老师用播放PPT表现。其实,孩子能不能掌握牢固,全在这些要点上。线下老师可以‘耳提面命’,线上我就先把PPT存起来,然后反复给孩子强调。这样和老师打好‘组合拳’,孩子的成绩就能提升上去。”
2022年1月5日晚,广西东兴中学一名老师在家为学生上网课。新华社发
提高自主学习能力是未来的努力方向
为何线上教育的“磨合期”比想象中要长?中关村学院学术委员会原负责人吕文清认为,这是由于老师和家长关注的评价体系不同。
缺少面对面的教学之后,老师关注到的是孩子的作业、成绩等成果数据,家长看到的却是孩子整体的成长和精神面貌。测量的标准也不尽相同,老师关注的是学生收集资料的能力、完成作业的能力、自主学习的能力等,家长关注的是孩子更为细节的变化,“所以,家校在此时就会产生一些矛盾”。吕文清说。
同时,吕文清认为,线上教学的支柱内容在于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如果自主学习能力得不到提升,上网课的效果肯定不如线下教学。”吕文清说,“学生自己要会学习,知道学什么、怎么学,老师则是提供资料、提供点拨的辅助者。”
“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学习的目的是让孩子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成为他们的一种素养和思维方式。但是解决问题的能力不仅是答题的能力、也不仅是写作业的能力。现阶段,不少教师没有分清两者的区别,也没有分清线上线下教学的异同,只是简单地利用自己的经验把线下教学搬到线上。”吕文清告诉记者。
吕文清认为,近年来,教育部把教师线上教学的技能纳入教师的基本技能中,混合教学成为常态,但是,仍然有一些问题困扰着中小学教师。
在线下,学生即使学习程度不同,老师面对面授课的时候可以查漏补缺。“但是在线上,孩子们家庭环境不同,对课程理解程度不同,对资料的掌握程度不同,至少需要多准备40%以上的个性化内容,这部分内容老师有没有把握住,考验着授课质量。”吕文清说。
同时,他认为,教师备课的整体资源的个性化程度也亟待提升。“这些资源应该是研究者和研究型教师提供,而不是海量的教学资源让教师自主选择。比如优质教学资源的认定上,最棒的中小学授课视频并不是所有的教师都能拿来就用,那些教学视频都是只针对本校学生的,如何个性化定制?有的教师只能用教学视频的引子部分,但是他们无法把视频重新剪辑、组合、制作,这就无法获得真正适切的资源。”吕文清告诉记者。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认为,线上教学更需要关注学生动手实践能力的培养和自主学习能力的提升。“从近两年中高考成绩就能看出,如果学生自主学习能力足够强,他们在线上学习的效率能够优于线下。因为他们在自主研究中能随时得到启发和引导,这正是我们未来努力的方向。”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10日 07版)
“奥利粤饼干”“太白兔奶糖”混进春节礼单******
“奥利粤饼干”“太白兔奶糖”混进春节礼单
农村山寨食品调查
□ 本报记者 赵丽
桌上一盒零食,里面有“小白兔奶糖”“奥密奥饼干”等,热情的亲戚抓了一把塞到袁成程手里;临走时,亲戚又拿出一盒“六个甄核桃”作为回礼……这是今年春节期间在北京打工的袁成程回到湖南老家,走亲访友时遇到的一幕。
袁成程已不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山寨食品。
春节期间购买礼品走亲访友是我国传统习俗,然而在农村一些地区,部分商家仿冒名牌、生产销售山寨礼品和“三无”产品的情况屡见不鲜。不仅扰乱市场秩序、损害消费者权益,也使心意打了折扣。
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成员、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斌近日接受《法治日报》记者采访时说,农村消费者本身识假辨假能力不强,加上农村地区较为分散,监管力量和消费者维权意识、维权能力都相对薄弱,造成山寨食品在农村长期存在,节假日尤甚,亟待加强整治。
“4箱礼品3箱假货!”今年1月25日,重庆一女士发视频称过年收到“六个石磨”“养生核桃”“新六纯核桃”,4件礼品中3箱是假货。视频一出,立刻引发广大网友共鸣,纷纷表示春节期间买到过“六个铁核桃”“康帅傅”“奥利粤饼干”等。
据公开报道,春节期间,在各地尤其是农村市场,既有山寨食品,还有山寨烟酒等。为此,相关部门采取了不少整治措施,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未根本解决问题。
在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学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音江看来,山寨礼品横行农村市场,既反映出消费者品牌意识缺失,会因为山寨食品价格低廉而选择购买,也说明责任主体法律意识淡漠。农村地域辽阔,商超网点分散,给监管和整治工作带来了一定难度。
对此,袁成程深有体会。他发现不少亲戚对山寨食品要么是“不在意”,要么是“不知情”。
以“六个核桃”这一品牌为例,袁成程就至少接触过4个山寨变种:“六个土核桃”“六个核弹”“六个纯核桃”“六个甄核桃”。
“这些山寨商品的包装与‘六个核桃’相比,除多个字或换个字外,其他颜色、字体、图案近乎一致。”袁成程吐槽道,甚至有亲戚告诉他,“这属于‘六个核桃’的升级版,口味更好喝”,还有些老人从未发现其中有异样,一直以为家里喝的就是“六个核桃”。
各种山寨礼品之所以横行,关键在于生产厂家“高明”的“窃取”手法。“就拿‘雲碧’饮料来说,瓶子的大小、颜色、外包装等都和‘雪碧’一模一样,粗看一眼真假难辨。”袁成程回忆说,自己在农村小卖部里都买错过,喝了两口才感觉到异样。
陈音江告诉记者,农村居民中老年人较多,主要消费的食品种类为瓜果、粮食等未经加工的食品,对零食了解甚少,偶有购买时也不太会关注产品真伪。
天津商业大学的研究者曾对307位农村消费者进行问卷调查发现,在鱼龙混杂的消费市场上,农村消费者对于山寨食品的辨别能力不强,警惕性较低,50%的消费者因“仿制逼真,难以区分”购买过山寨食品,26.6%的消费者因“价格低廉”而购买山寨食品。
虽然近年来农村电商和连锁超市加速布局,但在一些偏远地区,小超市、小卖部仍大量存在,由于价格较为低廉,其消费群体覆盖面较广。为了降低成本,一些不规范的小超市往往与黑作坊、三无生产厂家合作,长期游离于监管之外。
在安徽工作的刘婷,今年春节返乡时就曾在一些小卖部里发现,摆在显著位置的是“银鸳八宝粥”“顶旺雪饼”“太白兔奶糖”“六个传奇核桃”……对此,刘婷还专门询问了小卖部的老板,得到的回复是“卖了一两年了,也没出过什么问题,村民们喜欢,销路好,没见过回来退货的,就你们这些外面打工回来的事情多”。
“一个正常的品牌需要通过产品质量和良好的售后服务来获得消费者的认可,但山寨食品不需要投入品牌经营的过程,可以直接获利。如果消费者不维权、自认倒霉,也纵容了这些商家。此类商品的质量和售后服务很难保证。”陈音江说,这类现象屡禁不止除了监管难外,这些商家大多本身规模不大,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不少山寨食品是趁农村赶集时售卖,主要是一些流动小商贩,都是一次性买卖,卖了就换下一个乡镇,发现不对想退货,基本没可能。”袁成程说。
采访中,也有不少消费者向记者提到,当前,“食品溯源码”已经开始在全国多地推广普及。假冒伪劣商品之所以大行其道,来路不明是一大原因,出现问题难以找到责任主体。
“食品安全直接关系到消费者生命健康安全,所以食品安全法明确了四个‘最严’。这也要求食品必须有溯源码,从而保证一旦出现问题,可以第一时间查到源头以及危害范围、涉及区域和消费者,这是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措施。”陈音江说,但在一些农村地区,监管的覆盖面还不够广,检查的频次也不够高,而且农村消费者的自我保护意识和法律意识相对淡薄,给不良商家提供了可乘之机。
为此,陈音江建议,一方面加大日常监管的监督检查力度和行政处罚力度,要让不法商家承担违法成本,以此形成有力威慑。尤其要针对农村地区的农贸市场这类重点场所,加大监督检查力度。
“另一方面,加强依法诚信经营的宣传,让商家主动为消费者提供质量合格的产品和高质量服务。消费者也要提升自我保护意识,了解山寨或三无产品的危害性,如果被误导购买,要及时收集好相关证据,向有关行政部门投诉举报。”陈音江说。
“在建立监管体系方面,农村地区可以加快建立包括集中收集、追溯、跟踪等制度在内的食品监管体系,对于所有流入农村市场的商品,尽快建立溯源机制,明确生产、流通责任,对全链条规范运营起到有效约束作用。”李斌建议,要努力实现齐抓共管社会共治,政府监管是一方面,作为市场主体,行业协会等要有食品安全第一责任人的主体责任意识,同时要有效利用诸如村规民约等,加大对村民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约束。
2022年年底,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关于为促进消费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其目的就是要发挥司法对于促消费的功能和服务保障作用,严格贯彻落实‘四个最严’要求,充分发挥审判职能,对食品和药品生产、运输、仓储、销售全链条所涉制假售假行为进行严厉打击,确保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和‘针尖上的安全’。”李斌说。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