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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滑伉俪庞清佟健：携手30年的变与不变******

　　中新网北京1月19日电(记者王昊)“感谢主办方邀请庞清老师来，让我少了一分紧张，多了一分安心。”眼前的佟健和曾经赛场上激情四溢的样子不同，他声音沉稳温和，这段话引发了现场一片笑声。

　　他曾经的搭档、如今的妻子庞清坐在台下，看着他对青少年花滑培训话题娓娓道来。

　　自1993年携手合作，如今到了第30个年头，“庞清佟健”从赛场转至幕后。二人经历了角色的转变，但“花滑”仍是他们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角色

　　2015年花滑世锦赛，庞清佟健以一首《为你守候》作为告别，从此结束职业生涯。一些优秀运动员退役后，面临着身份转换问题。佟健说，自己和庞清在这方面并没遇到太多困难。

　　“我跟庞清一边做职业比赛，另一边做花滑市场化推广，没有在离开赛场后就闲下来。”他介绍。

图片2015年花滑世锦赛双人滑比赛中，庞清/佟健摘得铜牌。中新社发申海摄

　　退役后不久，庞清佟健冰上艺术中心成立，佟健主要负责运营工作。如今为人父母的二人都已过不惑之年，但穿着便服站在一起，他们的气质依旧出众，让人联想起这对组合曾经在冰场上的样子。

　　“我们特别希望能帮助更多运动员，比如国家队运动员，在心理、技术、方法上，能否给他更多帮助？在俱乐部学习技术的小学员，能不能去帮他？”在佟健眼中，二人现在看到比赛还是会想起以前的日子，但更关注自己能为别人做什么。

　　1月初，庞清佟健国际滑冰俱乐部的孩子们在“冰丝带”的一场活动中进行了现场表演。佟健站在场边，不时为小学员们鼓掌。庞清在他身后不远处，静静地看着冰场上的表演，如今她已在国家体育总局冬运中心任职。

佟健。受访者供图

　　曾经场边的庞清佟健是在为比赛做着紧张的准备，而现在，二人要见证孩子们成长为和他们一样优秀的运动员。

　　花滑

　　搭档30年，“庞清佟健”这四个字紧密连在了一起。曾经，“庞清佟健”在赛场之上为国争光。如今，佟健希望“庞清佟健”能鼓励更多人。

　　“我们希望给更多的追梦者力量，庞清佟健就是追梦人的代表。希望通过我们奋斗的经历，给更多年轻人以力量。在他们遇到困难时永不放弃，努力去实现梦想。”他说道。

　　在庞清佟健的职业生涯中，《追梦无悔》是最为人熟知的自由滑曲目之一。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上，伴随着这首气势宏大的音乐，庞清佟健摘得银牌。

图片庞清佟健。中新社发沈晨摄

　　退役后，他们的“梦”以另一种方式延续了下去。在冰上艺术中心之外，现如今庞清佟健旗下品牌冰场还包括冰雪学校以及国家速滑馆培训点。

　　在冰场上，佟健身边滑过的不再是各国花滑高手，而是身高参差不齐的孩子们。看着这些来俱乐部学滑冰的孩子们，佟健直言，现在的孩子们在场地和装备方面比自己小时候更加“幸福”。

　　“从本质需求来讲，不再是以竞技、输赢为核心，而是围绕着孩子们的心理健康、身体健康开展起来，我觉得这是比较大的差别。”

　　未来

　　“我们能不能有更多时间花在自己孩子身上？”这是佟健目前的困扰之一。“我们从原来相互关注技术和成绩，到后来关注整个产业发展，自己有了两个孩子后，在关注他们这方面做得还不够。”

佟健。受访者供图。

　　提起家里的小朋友，佟健的笑容更加明显。他希望能更好分配自己的时间，把他和庞清对体育的理解和人生感悟传递给孩子，陪伴他们一起成长。

　　除了家庭的未来，佟健也在关注中国双人滑的未来。北京冬奥会上，隋文静/韩聪摘得双人滑金牌，但接下来的冬奥周期，中国队面对的压力并不小。

　　“我觉得从项目发展来讲，肯定有起有伏。我们面对的挑战就是在后冬奥如何能建立起一些后备力量。短暂的调整，对于每一个项目来讲都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只是坦然地去把自己应该做的工作做好。我想中国冰雪未来一定会非常强。”显然，佟健对于项目的发展抱有信心。

　　在竞技项目外，佟健也深刻感受到了在北京冬奥会结束后的一年中，社会对于体育的理解发生了变化。

国家速滑馆开展主题活动。　中新社记者韩海丹摄

　　“体育从原来的输赢变成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能够让孩子们身体健康，同时对规则有更好的理解。我觉得通过2008年北京夏奥会、2022年北京冬奥会，整个社会对体育的理解发生着变化。”(完)

一题而三命意的《伶官传序》******

　　作者：詹丹

　　欧阳修的史论名篇《五代史伶官传序》分别在中开头、中间和结尾，出现了三处观点句，即：

　　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

　　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

　　夫忧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

　　对此，虽然有人曾提出哪一处是中心句的疑问，但也有不少学者把三处观点作了归并处理。如流行甚广的朱东润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有关这篇作品的题解，就把三处观点整合在一起加以论述道：

　　这篇文章是把“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作为教训，说明“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指出一个王朝的兴亡主要决定于人事，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有其进步意义。

　　而陈必祥在《欧阳修散文选集》题解中论及此文时，把第一处观点句称为“全文的主旨”，把第二处称为“结论”，又把第三处称为揭示“带有更普遍意义的教训”，是“扩大和深化了主题”。只不过用换一种说法，依然对三处观点句作了归并处理。

　　不过，吴小如在1980年代论及该文的主题时，一方面归并处理了三处观点，但更重要的，他还有着深入一步的看法：

　　这篇文章的主题归纳起来不外这三层意思：首先是盛衰治乱兴亡之理，由于人事而未必由于“天命”，这是一篇的主干。其次，所谓“人事”，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和“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

　　虽然吴小如在提出主题的三层意思的同时，对内部关系做出了逻辑分析，认为第一处观点句“人事”是主干，后两处是“人事”的具体表现，大致体现出“总-分-分”这样的逻辑关系。但我的看法稍有不同。

　　从逻辑分类看，后两处的观点，确实都属于“人事”的范畴。但从观点的抽象到具体的递进程度或者说从“人事”的普遍性到特殊性看，其间的关系又是步步深入的。

　　由于第一处提出的观点“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中的“人事”毕竟没有具体内涵，所以这是在一个宏观角度，提出了与“天命”相对的观点，来构成盛衰之理的具体内涵。也就是说，相对于纷繁复杂的“人事”来说，这个概念本身是抽象而又空洞的，只是当作为与“天命”对等的一个概念，把传统的认同“天命”的观念也向“人事”有所转向，才有其具体的针对性。

　　也正因为“人事”概念本身的抽象和空洞，所以它反倒像虚位以待的框架，可以容纳丰富的内容。其实，庄宗之所以失天下的原因本来就复杂，《旧五代史》在庄宗本纪最后评价说：

　　然得之孔劳，失之何速？岂不以骄于骤胜，逸于居安，忘栉沫之艰难，狥色禽之荒乐。外则伶人乱政，内则牝鸡司晨。靳吝货财，激六师之愤怨；征搜舆赋，竭万姓之脂膏。大臣无罪以获诛，众口吞声而避祸。夫有一于此，未或不亡，矧咸有之，不亡何待！

　　其罗列出的林林总总，所谓“咸有之”，正说明了这一点。当然“伶官传序”似乎更突出其重点，所以在林林总总的“人事”中，强调了人的行为上的“忧劳”和“逸豫”这一组概念对比。这样就把抽象的宏观的“人事”递进到相对具体的中观层面。这当然是有庄宗的具体行为可以呼应的，这里且举一事为例。

　　《新五代史》有记录说：

　　同光三年夏，霖雨不止，大水害民田，民多流死。庄宗患宫中暑湿不可居，思得高楼避暑。宦官进曰：“臣见长安全盛时，大明、兴庆宫楼阁百数。今大内不及故时卿相家。”庄宗曰：“吾富有天下，岂不能作一楼？”乃遣宫苑使王允平营之。宦者曰“郭崇韬眉头不伸，常为租庸惜财用，陛下虽欲有作，其可得乎？”庄宗乃使人问崇韬曰：“昔吾与梁对垒于河上，虽祁寒盛暑，被甲跨马，不以为劳。今居深宫，荫广厦，不胜其热，何也？”崇韬对曰：“陛下昔以天下为心，今以一身为意，艰难逸豫，为虑不同，其势自然也。愿陛下无忘创业之难，常如河上，则可使繁暑坐变清凉。”庄宗默然。终遣允平起楼，崇韬果切谏。宦官曰：“崇韬之第，无异皇居，安知陛下之热！”由是谗间愈入。

　　在这里，身为一国之主不顾民间疾苦而只想着自己安乐，庄宗过往忧劳与当下逸豫的鲜明对比，成为一种身体的真切感受，而不听忠臣进谏、尽受小人蛊惑，常常又是关联在一起的。《资治通鉴》也记录了这一史事，胡三省加注感叹说：“郭崇韬之言，其指明居养之移人，可谓婉切，其如帝不听何！”

　　此外，观点句中，“兴国”和“亡身”对举，“国”和“身”还有互文足义的意思，所以文章最后提出庄宗“身死国灭”，就有了词语肌理上前后呼应的连贯性。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庄宗后来的“逸豫”事例斑斑可举，但文章从《尚书》中的“满招损谦受益”引出该文的观点句“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还是说明这种现象具有相当普遍性。这样，把这种虽然具体但依然普遍的观点，推进到庄宗个人境遇的特殊性，也就是作为“序”而指向“伶官传”的特殊性，所谓“忧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这是呈现第三处观点句的意义所在。相对第一处的宏观和第二处的中观来说，这第三处的观点句，就是微观了（尽管结尾的“岂独伶人也哉”一句，显示了作者也努力要把这种特殊的微观回扣到普遍性中）。

　　在以“宏观”“中观”和“微观”理解三处观点句的递进关系时，我们都是以“人事”为立论前提的。在这过程中，作者所谓的“虽曰天命”一句，似乎被抛到了一边。我们固然可以说，作者强调了人事的重要性的同时，并没有完全否认“天命”的存在，但其向下文延伸的肌理性关系，似乎已经被我们无视。我们没有意识到，在其论述的递进过程中，那种似乎已经隐身的“天命”意识，其实际内涵已悄然发生了改变。

　　许多人在强调第二处观点句时，无意中遗漏了“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的后一句“自然之理也。”而这似乎从“人事”中逸出的，这不能被主观世界完全掌控的普遍性、规律性之理，以颇为“自然”的方式出现，使得我们忽视了其存在。而这，恰恰是能够跟同样不受人的主观控制的“天命”互为相通，形成一种肌理性联系。

　　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在谈到唐代向宋代有关天的观念变化时，认为是从“天谴的天向天理的天的变化”，也就是“主宰者的天向理法的天的变化”。唐以前的人们习惯认为，作为主宰者的天似乎有着人格意志，可以借助自然灾害，对君王犯下的错事做出谴责，以提醒君王纠正过错，所谓“天谴事应”。此类观念到宋代已经受到了不少学者的挑战。欧阳修和宋祁主持编撰的《新唐书》，就讨论了“天谴事应”的问题，并对此有所质疑。在“五行志”中，认为后世之人是在“曲说而妄意天”，所以他们编写的体例就“著其灾异，而削其事应。”而《五代史伶官传序》中提出不受人意控制的自然之理，正是从“天命”向“天理”过渡的桥梁。当天理内在于人事中（这被沟口雄三称为“欧阳修的天地人之理”）得到理解，成为一种规律时，认识到这种规律、这种天理的存在其实只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不过，当人们总是通过自己的言行来反复证明这个规律的存在，不断重蹈覆辙时，才是一件使人不胜感叹的事，也难怪欧阳修会在他的史论中，常常劈头就感叹一声：“呜呼！”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光启语文研究院）

　　（文图：赵筱尘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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